精彩试读
十七页状纸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,李卫民用草纸擦到第三遍,火苗才亮堂了些。光投在土墙上,映出个摇晃的巨影。桌上摊着三样东西:泛黄卷边的土地证、写满字的材料纸,还有一块从河滩地捡回来的冻土——土上沾着三叔吐的血,已经发黑发硬。,村里还有零星的鞭炮声。李卫民家的西屋却静得只剩灯芯燃烧的噼啪声。,爹李大山蹲着抽旱烟,烟锅里的火光在昏暗里一明一灭。从李卫民说要写告状信起,老汉就这么蹲着,不拦也不劝。“爹。”李卫民嗓子发哑,“三叔的医药费,大队垫了五十,剩下的……你写你的。”李大山闷声说,烟锅在门槛上磕了磕,“钱的事不用你管。你三叔说了,他那条老命,值不了三百块。让你别折腾。”。李卫民握紧手里的蘸水笔,笔杆是竹子削的,磨得发亮。“不是钱的事,”他顿了顿,“是理。”,又装上一锅烟叶。火柴划亮的光,照见他沟壑纵横的脸。“理?”老汉吐出口烟,“你高中毕业,你懂。爹就问一句:这状纸递上去,要是石沉大海,要是招来更大的祸,你想过没?”。怎么可能没想过。,转身从帆布包里取出油纸包。里面是学校带回来的材料纸、一叠裁好的复写纸,底下压着钢板和铁笔——刻蜡纸印卷子的工具。。纸质脆黄,边角磨损,字迹还清晰:“土地房产所有证,发证机关:县人民**,1952年11月”。在“土地所有权归属”栏,钢笔字端正写着:“**洼村农民集体所有”。,字迹模糊,但还能认出“县长 赵启明”。李卫民在县一中读书时听老教师提过,这是土改时期的老县长。如果这位老领导还在,看到自己亲手签发的土地证被人当废纸,会作何想?,抽出一张白纸,用正楷写下标题:“关于红星人民公社***王有富****、其亲属强占集体土地并致人重伤的举报材料”。,他停笔许久。。他起身从抽屉里翻出个牛皮纸信封,右下角印着“红星人民公社**委员会”——去年清理学校仓库时从废纸堆里捡的。当时觉得稀罕,留了两个,没想到真用上了。,李卫民深吸口气,重新提笔。
第一部分:河滩地权属问题。
他先抄录土地证关键信息,接着写这块地的历史。这部分的材料,是用两包“丰收”牌香烟从村里老文书那儿换来的。
老文书七十多了,戴老花镜,守着大队部一柜子发霉的档案。听李卫民要查河滩地的老账,老汉从老花镜上方抬眼看他:“卫民啊,那地……烫手。”
“三叔的肋骨断了,**。”
老文书不说话了,放下搪瓷缸,颤巍巍解下腰间钥匙。柜门打开,霉味扑鼻。他翻出个薄薄的卷宗,纸张已脆得不敢用力拿。
“1951年土改清册,1952年发证存根,1958年公社化土地调整记录,1962年‘四固定’登记表……都在这儿了。”老文书压低声音,“后面还有几页,是1975年公社想在那建氨水池的规划图。当年没建成,是因为两个村争地打起来,公社怕闹大,搁置了。”
李卫民一页页翻看。发黄的纸页上,所有记录都指向同一事实:这块河滩地,从土改到“四固定”,再到1975年,从未明确划归王家沟。1975年那次争议,是以“暂维持现状,留待以后解决”了结的。
“留待以后解决。”李卫民在材料里写下这句,重重加上括号:“但王有富***以其个人批条代替组织决定,强行将该地划给其堂弟王有贵建砖窑,严重违反土地管理**,侵害**洼村集体权益。”
写完这段,他换了张复写纸,下面垫四张白纸。铁笔在钢板上沙沙划过,透过复写纸,在下面纸上留下清晰的蓝色字迹。一式五份,这是他在学校刻卷子练出的本事。
第二部分:王有贵盗伐国有林问题。
这线索来得偶然。
昨天去公社卫生院给三叔抓药,排队时听前面两个林业站职工闲聊。一个说:“王有贵那孙子,年前从北山拉走一卡车好木头,说是给公社盖招待所。招待所呢?影子都没见。”
另一个“嘘”了一声,左右看看,压低声音:“你小声点!他连襟在咱站里当会计,账目做得漂亮。那车木头,我估摸是1979年清林时,他多报损耗截下的……”
说话的人拿了药就走,这话却像钉子钉进李卫民耳朵。
1979年,县里发过《关于严禁盗伐、滥伐国有林的紧急通知》,李卫民在学校传达文件时读过。通知明确,盗伐国有林情节严重者可追刑责。但王有贵不但没事,还成了“社队企业带头人”。
没有确凿证据。林业站的账目,他一个民办教师看不到。但——李卫民笔尖顿了顿——他可以用“群众反映”来写。
“据群众反映,王有贵在1979年冬曾盗伐北山国有林区优质木材约十立方米,其行为已涉嫌违反《森林法》。但因其连襟系公社林业站会计,此事未受任何处理。王有富作为分管领导,对此是否知情?是否包庇?请上级调查。”
“群众反映”四字很微妙,既点出问题,又保护线索来源。李卫民写完,在“十立方米”和“违反《森林法》”下用铁笔重重划了两道线。透过复写纸,下面几份这两处也会格外清晰。
第三部分:王有富妻子“农转非”材料造假。
这事是从公社食堂做饭的赵姨那儿听来的。赵姨的男人在公社农机站看仓库,有回喝多说漏了嘴:“王***的婆娘,户口本上是非农业,可人还在王家沟种地!每年分粮都有她的份,这算哪门子非农业?”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李卫民借去公社办事的机会,悄悄查了去年秋季征粮分户清册。果然,在王家沟村名单里找到了“张桂兰”——王有富妻子的名字。后面跟着粮食产量、征购任务数,****。
一个“非农业户口”的公社***家属,为何在农村分粮?
只一种可能:农转非手续是假的,或虽转户口但人没安排工作,仍在农村享受土地权益。这是典型“吃空饷”,违反户籍**。若查实,王有富的***位子恐怕难保。
写这部分时,李卫民的手有些抖。不是怕,是接近狩猎时的紧张。他知道抓住了要害。
“王有富同志妻子张桂兰,户籍资料显示已于1980年**‘农转非’。但根据王家沟村1982年秋季粮食征购分户清册,张桂兰仍作为该村农业人口参与分配。请上级核查:1. 张桂兰农转非手续是否合规?2. 如已转非,为何仍在农村享有土地权益?3. 王有富同志是否利用职权为其妻违规**?”
写到这里,煤油灯火苗突然爆了个灯花,屋里亮了一瞬。李卫民抬头,见爹还蹲在门槛上,烟已熄了,老汉静如石像。
“爹,”他声音干涩,“材料……写完了。”
李大山慢慢起身,捶了捶发麻的腿,走到桌边。老汉不识字,但看着那厚厚一叠写满字的纸,看着儿子熬得通红的眼,他伸出粗糙的手,在纸面上轻轻摸了摸。
“多少页?”
“连证据清单,十七页。”
“告谁?”
“王有富,公社***。还有他堂弟王有贵。”
“有把握吗?”
李卫民沉默片刻:“材料扎实。土地证是真的,盗伐的事有线索,农转非造假一查就明。但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王有富在县里肯定有人。这材料递上去,可能转一圈,又回他手里。”
“那你还写?”
“不写,三叔的肋骨就白断了。不写,河滩地就真成了他王家的砖窑。不写……”李卫民看着爹,“我这书,就白念了。”
李大山盯着儿子看了很久,久到煤油灯火苗又暗下去一截。老汉转身,从炕头柜里摸出个小布包,层层打开,里面是皱巴巴的三十块钱。
“拿着,”他把钱塞到李卫民手里,“去县里的车票,吃饭,住宿。不够……我再想办法。”
“爹,这钱……”
“让你拿就拿!”李大山声突然提高,又压下去,“你三叔的医药费,村里各家凑了。这钱,是给你告状的。要告,就告到底。别学那些娘们唧唧的,递个匿名信,屁用没有。”
李卫民捏着那三十块钱,纸币被爹的手焐得温热。
“署名……写我的名?”他问,声很轻。
“写!”李大山斩钉截铁,“要告就亮名!让上头知道,是**洼的李卫民,一个民办教师,高中毕业,不怕他什么***!死了,也算条汉子!”
这话像锤子砸在心上。李卫民重重点头,坐回桌前,在材料最后一页,“举报人”后面,用最工整的正楷写下:
“李卫民,男,22岁,红星人民公社**洼村村民,现任**洼村小学民办教师。住址:**洼村东头。电话:无。”
写完,他想一想,又加一句:“本人对以上反映问题真实性负责。如有一句虚言,愿接受任何处理。”
十七页材料,加上土地证复印件、征粮清册摘录,厚厚一叠。李卫民用订书机在左上角钉好,五份,一模一样。他用报纸包了四份,塞进帆布包最底层。剩下一份,装进那个印着“红星人民公社**委员会”的信封。
信封他不封口。他要让收信人第一眼就看到里面的厚度,看到那工整得近乎刻板的字迹,看到那些加粗的下划线。
做完这一切,天已蒙蒙亮。鸡叫头遍,远处狗吠声起。雪停了,化雪的寒气从门缝钻进来。
第一部分:河滩地权属问题。
他先抄录土地证关键信息,接着写这块地的历史。这部分的材料,是用两包“丰收”牌香烟从村里老文书那儿换来的。
老文书七十多了,戴老花镜,守着大队部一柜子发霉的档案。听李卫民要查河滩地的老账,老汉从老花镜上方抬眼看他:“卫民啊,那地……烫手。”
“三叔的肋骨断了,**。”
老文书不说话了,放下搪瓷缸,颤巍巍解下腰间钥匙。柜门打开,霉味扑鼻。他翻出个薄薄的卷宗,纸张已脆得不敢用力拿。
“1951年土改清册,1952年发证存根,1958年公社化土地调整记录,1962年‘四固定’登记表……都在这儿了。”老文书压低声音,“后面还有几页,是1975年公社想在那建氨水池的规划图。当年没建成,是因为两个村争地打起来,公社怕闹大,搁置了。”
李卫民一页页翻看。发黄的纸页上,所有记录都指向同一事实:这块河滩地,从土改到“四固定”,再到1975年,从未明确划归王家沟。1975年那次争议,是以“暂维持现状,留待以后解决”了结的。
“留待以后解决。”李卫民在材料里写下这句,重重加上括号:“但王有富***以其个人批条代替组织决定,强行将该地划给其堂弟王有贵建砖窑,严重违反土地管理**,侵害**洼村集体权益。”
写完这段,他换了张复写纸,下面垫四张白纸。铁笔在钢板上沙沙划过,透过复写纸,在下面纸上留下清晰的蓝色字迹。一式五份,这是他在学校刻卷子练出的本事。
第二部分:王有贵盗伐国有林问题。
这线索来得偶然。
昨天去公社卫生院给三叔抓药,排队时听前面两个林业站职工闲聊。一个说:“王有贵那孙子,年前从北山拉走一卡车好木头,说是给公社盖招待所。招待所呢?影子都没见。”
另一个“嘘”了一声,左右看看,压低声音:“你小声点!他连襟在咱站里当会计,账目做得漂亮。那车木头,我估摸是1979年清林时,他多报损耗截下的……”
说话的人拿了药就走,这话却像钉子钉进李卫民耳朵。
1979年,县里发过《关于严禁盗伐、滥伐国有林的紧急通知》,李卫民在学校传达文件时读过。通知明确,盗伐国有林情节严重者可追刑责。但王有贵不但没事,还成了“社队企业带头人”。
没有确凿证据。林业站的账目,他一个民办教师看不到。但——李卫民笔尖顿了顿——他可以用“群众反映”来写。
“据群众反映,王有贵在1979年冬曾盗伐北山国有林区优质木材约十立方米,其行为已涉嫌违反《森林法》。但因其连襟系公社林业站会计,此事未受任何处理。王有富作为分管领导,对此是否知情?是否包庇?请上级调查。”
“群众反映”四字很微妙,既点出问题,又保护线索来源。李卫民写完,在“十立方米”和“违反《森林法》”下用铁笔重重划了两道线。透过复写纸,下面几份这两处也会格外清晰。
第三部分:王有富妻子“农转非”材料造假。
这事是从公社食堂做饭的赵姨那儿听来的。赵姨的男人在公社农机站看仓库,有回喝多说漏了嘴:“王***的婆娘,户口本上是非农业,可人还在王家沟种地!每年分粮都有她的份,这算哪门子非农业?”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李卫民借去公社办事的机会,悄悄查了去年秋季征粮分户清册。果然,在王家沟村名单里找到了“张桂兰”——王有富妻子的名字。后面跟着粮食产量、征购任务数,****。
一个“非农业户口”的公社***家属,为何在农村分粮?
只一种可能:农转非手续是假的,或虽转户口但人没安排工作,仍在农村享受土地权益。这是典型“吃空饷”,违反户籍**。若查实,王有富的***位子恐怕难保。
写这部分时,李卫民的手有些抖。不是怕,是接近狩猎时的紧张。他知道抓住了要害。
“王有富同志妻子张桂兰,户籍资料显示已于1980年**‘农转非’。但根据王家沟村1982年秋季粮食征购分户清册,张桂兰仍作为该村农业人口参与分配。请上级核查:1. 张桂兰农转非手续是否合规?2. 如已转非,为何仍在农村享有土地权益?3. 王有富同志是否利用职权为其妻违规**?”
写到这里,煤油灯火苗突然爆了个灯花,屋里亮了一瞬。李卫民抬头,见爹还蹲在门槛上,烟已熄了,老汉静如石像。
“爹,”他声音干涩,“材料……写完了。”
李大山慢慢起身,捶了捶发麻的腿,走到桌边。老汉不识字,但看着那厚厚一叠写满字的纸,看着儿子熬得通红的眼,他伸出粗糙的手,在纸面上轻轻摸了摸。
“多少页?”
“连证据清单,十七页。”
“告谁?”
“王有富,公社***。还有他堂弟王有贵。”
“有把握吗?”
李卫民沉默片刻:“材料扎实。土地证是真的,盗伐的事有线索,农转非造假一查就明。但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王有富在县里肯定有人。这材料递上去,可能转一圈,又回他手里。”
“那你还写?”
“不写,三叔的肋骨就白断了。不写,河滩地就真成了他王家的砖窑。不写……”李卫民看着爹,“我这书,就白念了。”
李大山盯着儿子看了很久,久到煤油灯火苗又暗下去一截。老汉转身,从炕头柜里摸出个小布包,层层打开,里面是皱巴巴的三十块钱。
“拿着,”他把钱塞到李卫民手里,“去县里的车票,吃饭,住宿。不够……我再想办法。”
“爹,这钱……”
“让你拿就拿!”李大山声突然提高,又压下去,“你三叔的医药费,村里各家凑了。这钱,是给你告状的。要告,就告到底。别学那些娘们唧唧的,递个匿名信,屁用没有。”
李卫民捏着那三十块钱,纸币被爹的手焐得温热。
“署名……写我的名?”他问,声很轻。
“写!”李大山斩钉截铁,“要告就亮名!让上头知道,是**洼的李卫民,一个民办教师,高中毕业,不怕他什么***!死了,也算条汉子!”
这话像锤子砸在心上。李卫民重重点头,坐回桌前,在材料最后一页,“举报人”后面,用最工整的正楷写下:
“李卫民,男,22岁,红星人民公社**洼村村民,现任**洼村小学民办教师。住址:**洼村东头。电话:无。”
写完,他想一想,又加一句:“本人对以上反映问题真实性负责。如有一句虚言,愿接受任何处理。”
十七页材料,加上土地证复印件、征粮清册摘录,厚厚一叠。李卫民用订书机在左上角钉好,五份,一模一样。他用报纸包了四份,塞进帆布包最底层。剩下一份,装进那个印着“红星人民公社**委员会”的信封。
信封他不封口。他要让收信人第一眼就看到里面的厚度,看到那工整得近乎刻板的字迹,看到那些加粗的下划线。
做完这一切,天已蒙蒙亮。鸡叫头遍,远处狗吠声起。雪停了,化雪的寒气从门缝钻进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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